（一）人员分类管理的架构基本建成 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的是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建成。

此等条款旨在借助理论和业务培训来使法官的专业水准始终维持在一定高度，以满足其依据法律、定分止争的裁判职业需求。在一个社会的所有法律工作中，审判人员的选任最为关键。

（5）要能够看懂条文及工作报告。国家本质改变了，法律也改变了，司法工作人员、律师和法学教授不改变怎能站得住脚呢？所以旧的司法工作人员、律师和法学教授要继续担负起原来所担负的工作，就必须要经过改造，并告诫道思想改造，需要经历一个实践过程。1995年法官法的制定标志着专开始成为法官职业的基本要件，它强调法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以法官解释法律、依法裁判案件为职志，目标所向是法官职业化。其第5条提出严格法官的职业准入，具体办法是按照法官法规定的条件选任法官，进一步规范法官选任程序，统一法官选任标准，从学历、任职资格等方面提高法官职业准入‘门槛。鉴于法官法出台时，各级法院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法院难以在短期内达到此等要求，法官法特地对之作了变通规定，这就是第9条第2款：本法施行前的审判人员不具备前款第（六）项（按：即上述第三项）规定的条件的，应当接受培训，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具体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

以历史的纵深眼光来审视，法官职业化建设标志着我国法官职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稍加推理可得，法官职业由红到专的嬗变，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党和国家着手政治改革，对包括人事问题在内的诸种政治议题建立完备的法律规章制度进行规范，以结束过去几十年的非常政治状态，切实推动依法治国战略，[xliv]以使整个国家转入到日常政治之轨道。在这一年里，我们拔除芥蒂、冲破壁垒，越来越多的交叉法学研究得以涌现。

从人工智能和区块链被用以佐证法学之科学性的现象便不难发现，研究者们既未通识科学品格，也不知晓此问题论域，更不了解法学本身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同时应当敏锐地知觉到，这些新兴知识体式的爆炸必然附带大量新兴权利的回应。未来研究的展望 在2019年中，我们有面对新兴体式的茫然与欣喜，也有偏离正常轨道的惶惑与不安，更有身入艰深却郑重之领域的自省与自决。它似乎不具有如同人工智能一般改变法学知识生产方式、自我构造方式的强大能力，只不过在社会事实层面为当下的制度安排提出了一些新思路、制造了一些新困境、供给了一些新资源。

正确的做法，或者说，解决大家真正关切的法学科学性摆脱法学幼稚病等问题的做法是帮助中国法学研究重新走入教义学轨道。哲学取向的议论聚焦于人工智能对法律人格体的重构，它围绕着人工智能是不是人或类人的本体论问题展开。

上述通达于理论法与部门法的元理论取向回归，或许源于相关学术运动的感召力，又或许是法学知识共同体臻于成熟的自为表现。无论是领域法学的自然勃兴，还是源于某种零度化的知识追求(如前文提到的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抑或是自有理念的学派竞合，都能够为这种背离于普常认知规律的显学作解一二。尤其是对理论法学而言，既不要将法理学与法教义学相混淆，认为法教义学就是法理学或法教义学，或是法理学的某一支派。于是，我们也能够发现，新兴(型)权利及其相关研究主题，在2019年的法学知识生产活动中，同样显要。

在这一年里，我们目睹法典编纂时代的盛景，却又身处各类知识混杂的聒噪中:当我们渐趋突破哲思的重围，真正的教义学回归还会远吗? 新兴知识体式的爆炸 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是2019年法学学术研究最具热度的两个主题词。至于部门法学，怀有精致教义学技术的民法学、刑法学界，也不再耽于发展更为细致却末梢的实践学问，而有志于回溯基础性概念。人工智能对法教义学的挑战必然缘于它的是人或类人化处置，否则，依靠普常的解释操作即可圆融。这种对元理论领域的充分关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宣誓了理论法学可用性。

而后于11月，同中国政法大学合作，辨析法理与法教义的范畴界限，以澄清学界积久的、对于法教义学的误解。而总是转圜、受惑于各种具有审美吸引力的表象或他者之中，停不下脚步、抽不出身法，最终可能溺死其中。

或者说，这些新兴权利的功能和使命本就是为上述新兴知识体式的实证化正名或背书。质言之，建构起关于法教义学的科学认知，树立起(狭义)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同一观念，抛弃将法教义学辖制于某一理论流派或思想阵营的偏隘观点，迎来其真正意涵，即其是对法学学科性质与知识品格的本体书写

不过，当中自然存在值得鼓励的元素和片段。上述通达于理论法与部门法的元理论取向回归，或许源于相关学术运动的感召力，又或许是法学知识共同体臻于成熟的自为表现。于是，我们也能够发现，新兴(型)权利及其相关研究主题，在2019年的法学知识生产活动中，同样显要。而总是转圜、受惑于各种具有审美吸引力的表象或他者之中，停不下脚步、抽不出身法，最终可能溺死其中。张文显教授领衔的法理行动计划于2019年4月召开节点例会，基于前九次的积累(贯穿于各个部门法学，更涉及许多热点法学研究领域)，讨论法理的概念这一元问题并形成青岛共识。交叉学科研究的涌现 在惯常的观念中，交叉学科研究属于边缘法学范畴，从知识论上讲或许如此。

正如前文提到的，我们一贯主张的原本法学(或称正宗法学)研究，到底是因为已在中国的学术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而无需看顾、暂时被搁置了，还是因为我们自始便未揭开它的面纱，而根本不晓其为何物?答案多半可能是后者。要客观认识法哲学、法政治学、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法律与文学等关于法学的研究(study about law)的价值，并以此巩固持守作为法学的研究(study of law)的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这才是法学学者的立身之本、法学学科的未来发展之道! 进入 舒国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学研究 交叉法学 。

除此之外，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于，交叉学科研究的涌现到底是法学知识中心建构完备后转向边缘的规律性结果，还是缘于我们对于法学知识生产类型的某种根基性错误认知?如果是后者，那么，接下来的道路将会是漫长的。之所以说它值得鼓励，却也不仅仅是其在知识传播、移植上的能效，更重要的是，它引导当下的青年学者找到了某种植基于共同体的方法论自觉。

我们能够从中观察到那些有助于法学知识成长的可喜因素，却也不得不直面教义学在法学知识总论中的缺憾。更不要简单地将法教义学等同于法解释学(法诠释学、法释义)、概念法学、规范法学等，继而将其矮化。

未来研究的展望 在2019年中，我们有面对新兴体式的茫然与欣喜，也有偏离正常轨道的惶惑与不安，更有身入艰深却郑重之领域的自省与自决。我们同时应当敏锐地知觉到，这些新兴知识体式的爆炸必然附带大量新兴权利的回应。这种对元理论领域的充分关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宣誓了理论法学可用性。如今，民法典编纂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当民法教义学者为之激昂时，冷静地思考如何在民法典编纂之中、之后安放由此促生的、新的教义学循环，或许更有意义。

至于区块链，它更像是一个问题集。无论是领域法学的自然勃兴，还是源于某种零度化的知识追求(如前文提到的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抑或是自有理念的学派竞合，都能够为这种背离于普常认知规律的显学作解一二。

虽然从大的路向上判断，这种努力无法为中国原本法学知识的建构作出核心贡献，但能够对那些漫无目的的功利性议论起到阻却作用，继而接引至中国法学研究的整体性提升与理性回归。而后于11月，同中国政法大学合作，辨析法理与法教义的范畴界限，以澄清学界积久的、对于法教义学的误解。

至于部门法学，怀有精致教义学技术的民法学、刑法学界，也不再耽于发展更为细致却末梢的实践学问，而有志于回溯基础性概念。兴起于沪上、亦充分反映青年学者活力的自然法学研究共同体持续将这一影响放大，他们怀着自然法研究复兴于中国的雄心壮志，寻求来自哲学界、史学界、社会学界的资源扶助，与古典之思隔空对话，是为更加根本的元理论探索。

或者说，这些新兴权利的功能和使命本就是为上述新兴知识体式的实证化正名或背书。制度—技术取向的研究热度最劲，它不仅吸引了一大批实务观察者、从业者投身其中，更被借为法学通约至自然科学的一座桥梁，可从计算法学的兴起中窥得玄机。再如，赵宏教授对主观公权利这一行政法基础范畴的历史追溯，彭诚信教授对权利冲突本质的探讨，房绍坤教授对个人信息的属性探源，施天涛、朱慈蕴教授等对公司社会责任性质的厘定等，这种之于部门法——不仅涉及公法，更涉及私法——研究的后设议论比比皆是。人工智能对法教义学的挑战必然缘于它的是人或类人化处置，否则，依靠普常的解释操作即可圆融。

2019年，我们面对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知识体式的爆炸，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促动它们与法学研究相交融的一股势力。总的来看，关于人工智能的法学研究大致在三个路向上展开，分别是哲学取向的研究、教义学取向的研究与制度—技术取向的研究。

可是，若从2019年乃至近三年来的中国法学研究景况看去，得出的结论恐恰相反。它似乎不具有如同人工智能一般改变法学知识生产方式、自我构造方式的强大能力，只不过在社会事实层面为当下的制度安排提出了一些新思路、制造了一些新困境、供给了一些新资源。

正确的做法，或者说，解决大家真正关切的法学科学性摆脱法学幼稚病等问题的做法是帮助中国法学研究重新走入教义学轨道。在这一年里，我们拔除芥蒂、冲破壁垒，越来越多的交叉法学研究得以涌现。